大江健三郎曾说自己的新作是“最后的小说”，不过，从讲谈社出版的他的最新作品《掉换的孩子》来看，好像并非大江真正的“最后的小说”。
《掉换的孩子》是以大江健三郎的妻兄伊丹十三和作家自己为原型创作的。以妻兄之死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为契机，描写了作家通过重新回味自己过去的痛苦过程而获得新生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使人联想到作家本人。正像大江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常常由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思考社会和人生的问题，看来《掉换的孩子》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品一开始，主人公古义人正在书库的行军床上，侧耳倾听着头戴式耳机。那里面传出来的是吾良的声音。不久，古义人就从妻子千木坚那里得知她哥哥自杀的消息。古义人在耳机里听到的正是吾良寄来的录音带。里面讲的是从17岁在四国松山两人交上朋友以来的往事。古义人一边听一边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古义人和妻子着手办理丧事。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古义人并不能相信遗书及媒体所说的话，他必须自己努力找到能够接受吾良之死的说法。好在吾良讲话的录音带还在。就这样，古义人接着听下去，有时让录音机停下来交谈起来。于是，他边和死者对话边处理丧事。为此，古义人一点一滴地回味起青少年时代和吾良相识以来的感受。这是充满痛苦的事情。平常人们总是不愿想起那些酸楚岁月的细枝末节，想干脆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好过一点舒心的日子，但是当要把丧事善始善终的时候，这样的痛苦便难以回避了。
吾良曾遭到地痞流氓的袭击，也曾和几个女人发生纠葛。为了悦纳自己的人生，他也曾钻研过心理学。但是古义人对吾良恭维的心理学家们并不认可。在古义人接受吾良之死这一现实的过程中，不得不讲出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体验。在这时候，他的妻子千木坚让他把只有本人知道的事情，既不粉饰，也不隐瞒地写出来，她：“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不明白。你我剩下来的人生时间不多了，所以要不说假话，正直地活下去，也那么写作……一直到最后。”听了这些话，古义人也回想起自己经历的恐怖体验。夫妻同心协力，办完了丧事。作品最后一章，妻子的形象与美国画本作家莫里斯·森达克的一部书里的主人公阿伊妲的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阿伊妲得知自己的小妹妹被掉换的时候，便鼓足勇气去把她夺了回来。小说情节一直在沉重的氛围中推进，但丧事完满结束以后，便如冬去春来，雨过天晴。作品的结尾，给人们留下的不是死的悲哀，而是生的期待：“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吧！把你的心扉，只向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敞开吧！”
关于书名，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解释说，里面有两三层意思。首先是与最后一章阿伊妲故事的象征意义有关系，而“掉换”到处都在发生。古义人与吾良、死去的吾良与出生的吾良、母亲与女儿，在尝试做着各种掉换的时候，我们懂得的是，以丧事为契机，对过去做痛苦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可以开拓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日语书名的上面，作者还特意注上了英语“changeling”。以西欧为中心的地区都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美丽的婴儿出生以后，小鬼之类的妖精就要用自己的丑孩子将其换走。“changeling”正是指那被留下来的丑孩子。显然，大江健三郎用这样一个书名，有着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不同的人可能对这部作品做各种读解，但是，都会注意到作品中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巧妙构思。
谈到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我们自然会想起《庄子·至乐篇》当中庄子到楚国路上碰到的那个髑髅。庄子问过髑髅经过哪些磨难，便枕髑髅而卧，结果就梦见髑髅跟他说死后无君无臣，比南面为王还要快乐。明治时代作家幸田露伴受这个故事的启发，创作了小说《对髑髅》，不过，髑髅变成了妖艳的美女，她能让男子堕入毁灭的深渊，主题已经离开了对生死哲理的叩问。
大江健三郎在北大讲演时说过，他写小说，并没有读过孔孟的书，我想恐怕也没有读过《庄子·至乐》，幸田露伴的《对髑髅》虽然有可能读过，那里面的髑髅更多地带有日本文学中传统的“怨灵”（怀恨的灵魂）主题的色彩，是露伴早期文学中变心女人形象的延伸。大江所写的面向新生的丧事，主人公与死者的对话，就是对人生的回顾与反省，结果不是引向对生的厌恶和对死的满足，但他对青少年时代开始的内心深处痛苦的不加保留的开掘，或许可以看成是对他一直抱有反感的“自我小说”表现手法的一种批判性的升华。
中日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对这种交流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同时，这种交流又是在两种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中发展的。明治时代的作家，还有不少人有比较高的汉学修养，但20世纪以来，汉诗汉文不再成为文学的一个体裁，汉文教育日渐衰退，正如驹田信二所说，作家创作，不看中国文学，也并不感到有看中国文学的必要。当然，也有些作家是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如芥川龙之介、中岛敦、武田泰淳、花田清辉和吉川英治、海音寺潮五郎、宫城谷昌光等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小说的作家，以及诗人金子光睛、西胁顺三郎、加岛祥造等等。这样的作家，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受到的影响，有些带有二次性或多次性，即接受的是经过日本文化多次过滤选择变形的日本化的结果，中国文学中的某些方面被放大，而另一些方面则被完全忽略。也就是说，日本现代作家接触最多的是历史上已经融进日本语言文学当中的中国文化，即日本化了的中国文化。例如，来自古代中国典籍的成语、历史故事、诗词典故、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文、根据中国历史和作品改编或取材于中国及以中国为舞台的物语小说等等。在这些作家中，即使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他们的眼光和方法，也大都离不开日本的文学传统和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是在日本学术舞台和文学舞台的特殊环境中写作并获得评价的。看来，对20世纪中日文学展开比较研究，最好还是从大量精读两国作品开始，恐怕这样才能比出名堂，比出滋味。
《诗经》云：“其室则迩，其人则远”，用以形容中日两国当今的文学关系倒是很恰当的吧。鲁迅当年关于用文学来沟通不同文化的主张，或许首先就是针对中日两个民族来说的，是根据对中日两国文学差异的认识有感而发的。关注日本文学，给以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借《掉换的孩子》里千木坚的话说，做到“不说假话，既不粉饰，也不隐瞒”，那么日本文学就不会再是“雾里邻君”了。
 |
